高一上册历史必修一知识点

汉朝初期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实行了郡国并行制。这种制度虽然在初期有效地稳定了政权，但也埋下了王国问题的隐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诸侯王势力逐渐壮大，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。特别是到了汉景帝时期，吴楚七国之乱爆发，极大地动摇了中央权威。

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，汉武帝刘彻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。

首先，汉武帝推行了“推恩令”。根据这一政策，诸侯王可以将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弟，从而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。这一措施不仅有效分散了地方权力，还使得中央能够更好地控制各地的政治和经济资源。其次，汉武帝还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打击了不服从中央的诸侯势力，如平定南越、东瓯等边疆地区的叛乱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权威。

汉武帝的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王国问题，还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，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局面。然而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。唐末至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局面，正是由于中央集权过度集中而导致的地方权力真空所引发的。

宋初中央集权的强化及其影响

宋朝初期，赵匡胤通过“陈桥兵变”建立了北宋政权。面对前朝遗留下来的藩镇割据问题，宋太祖赵匡胤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以确保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。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军事、行政和经济三个方面。

军事上：宋太祖通过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故事，巧妙地解除了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，避免了武将拥兵自重的局面。同时，他加强了禁军的力量，形成了“强干弱枝”的军事格局，即中央军队强大而地方军队相对较弱。这一政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崛起，但也为后来的军事防御带来了挑战。

行政上：宋朝派遣文臣担任地方长官，并设置了通判一职负责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。这一做法不仅提高了地方治理的效率，还减少了腐败现象的发生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中央政府能够更直接地掌握地方动态，及时调整政策。

经济上：宋朝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由中央掌控，只留下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。这种财政制度确保了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各项国家事务，但也导致了地方财政紧张，进而引发了冗官、冗兵、冗费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最终成为宋朝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。

宋初的中央集权强化措施虽然成功消除了藩镇割据现象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活力，为后来的国家衰落埋下了隐患。

唐朝三省六部制的确立与完善

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封建王朝，其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世封建社会的基础。其中，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善。

唐朝中央政府设有中书省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个主要部门。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和决策；门下省则负责审议和审核诏书；尚书省则是执行机构，具体负责各类政务的实施。这三个部门相互制约，共同行使宰相职权，从而有效地分散了相权，防止了个人独裁。

尚书省下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个部门，分别管理人事、财政、礼仪、军事、司法和工程等不同领域。这种分工明确的管理体制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，还促进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沟通。

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成熟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它不仅保证了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，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专制权力，促进了政治的相对稳定和清明。

元朝行省制度的创新与发展

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，其统治者蒙古人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庞大疆域的难题。为此，元朝创立了行省制度，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创新。

元朝疆域空前辽阔，涵盖了今天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。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管辖，元朝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，作为最高行政机关。同时，在地方设置了十个行省和宣政院辖区，行省相当于今天的省级行政区划单位，宣政院则专门负责管理藏区事务。

行省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。中央政府通过中书省直接领导行省，确保了政策的一致性和执行力。而行省则拥有一定的自主权，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政务。此外，行省长官由中央任命，既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，又避免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。

行省制度的实施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，巩固了国家统一，还为后世的行政区划提供了宝贵经验。明清两代沿用了这一制度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，使之更加符合时代需求。

选官用官制度的演变

中国古代的选官用官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，从最初的察举制到后来的科举制，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变革的需求和政治体制的变化。

汉代察举制：察举制是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，由地方官员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进入仕途。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素质，但也存在明显的弊端，如推荐过程中容易出现任人唯亲、营私舞弊等问题。

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：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选官制度，通过设立中正官对人才进行评定，分为九个等级。这一制度最初旨在公平选拔人才，但在实际操作中逐渐演变为门阀士族垄断官场的工具，严重阻碍了社会阶层流动。

隋唐宋—清朝科举制：科举制始于隋朝，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逐渐成熟，成为明清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。科举考试分为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个阶段，考生需经过层层选拔才能进入仕途。科举制的最大特点是公开透明，任何人都有机会通过考试获得官职，这不仅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，也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。

科举制的实施不仅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，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，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，维护了社会稳定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科举制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，特别是在晚清时期，西方列强入侵，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科举制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，最终被废除。

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

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，也是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时期。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雍正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化中央集权，巩固皇权。

明朝的中央集权：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，大力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。他废除了丞相制度，改由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，削弱了宰相的权力。同时，他还废除了行省制度，改为设立三司，分别掌管民政、军事和监察事务。此外，明太祖还创立了内阁，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，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。

清朝的君主专制：清朝雍正帝时期，设立了军机处，这是一个专门为皇帝上传下达的机构。军机大臣由皇帝亲自任命，直接听命于皇帝，负责处理军政大事。军机处的存在使得皇帝可以直接指挥全国政务，避免了其他机构的干扰，标志着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。

明清两代的君主专制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政权，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例如，过度集中的权力容易导致决策失误，缺乏民主监督机制使得官员腐败现象日益严重。此外，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也抑制了社会的创新和发展，最终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。

“市”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特点

中国古代商业活动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从秦汉时期的严格管制到宋代的繁荣昌盛，再到明清都市中的繁华景象，“市”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。

秦代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对商业活动进行了严格的管理。法律规定市场必须有固定的地点和时间，交易双方需遵守相关法规。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虽然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，但也限制了商业的自由发展。

汉代：汉代的“市”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，集中贸易的场所被称为“市”，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。汉代的商业活动虽然受到政府的一定限制，但仍相当繁荣，尤其是长安、洛阳等大城市中的市场非常活跃。

六朝时代：六朝时期出现了“草市”，这是一种自发形成的乡村集市，通常位于交通要道或村落附近。草市的兴起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也为城市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
唐代：唐代的“草市”作用十分显著，不仅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，还带动了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。此外，唐代的“夜市”也非常繁荣，夜晚灯火辉煌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，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。

宋代：宋代的“市”突破了原先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，形成了全天候的商业环境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市场上都有丰富的商品供应。此外，宋代的城市规划也更加合理，商业区与居民区分离，使得商业活动更加有序和繁荣。

明清：明清时期的都市商业区已经相当繁华，北京、南京、苏州等地的商业中心成为了全国性的商贸枢纽。各类商铺林立，商品种类繁多，交易量巨大。此外，明清时期的商业活动还呈现出专业化和规模化的趋势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和商业家族。

“市”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商业的进步，也体现了社会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。尽管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和限制始终存在，但商业活动依然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生机。

“重农抑商”和“海禁”政策的影响

“重农抑商”是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，强调农业的重要性，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。这项政策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，其核心思想是通过优先发展农业生产来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“重农抑商”政策的含义：该政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，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，才能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。因此，政府鼓励农民耕种土地，减少商业活动，特别是对外贸易。政府还通过税收等手段限制商业利润，防止商人势力过大。

“重农抑商”政策的影响：这一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，如保障了国家的安全，维护了政治的稳定，巩固了君主的地位。然而，长期来看，“重农抑商”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它压抑了社会经济的活力，阻碍了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引入。

特别是新的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的萌芽，如资本主义萌芽，未能得到正常发育，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“海禁”政策：明代中期以后，中国政府开始实行“海禁”政策，禁止私人出海贸易，甚至一度封闭沿海港口。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防范倭寇侵扰和海盗活动，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发展。海禁政策不仅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经济联系，还导致沿海地区的经济衰退，加剧了社会矛盾。

“重农抑商”和“海禁”政策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它们也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，延缓了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步伐。

政制发展与罗马共和国及帝国的法律制度

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政制发展及法律制度，不仅是古代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为后世的法律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。

共和制：罗马共和国时期，政制主要由三层机构组成——执政官、元老院和公民大会。执政官是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每年选举产生，任期一年，负责执行法律和主持重大事务。元老院是由贵族组成的咨询机构，负责审议和批准重要法案。公民大会则是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的集合，有权选举官员和表决法律。

此外，保民官的设置是一个重要创新，他们代表平民利益，监督政府行为，确保平民权利不受侵犯。

帝制：公元前27年，屋大维（奥古斯都）建立了元首制，标志着罗马从共和国过渡到帝国。元首制是一种混合政体，表面上保留了共和国的形式，但实际上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。公元3世纪，戴克里先进一步加强了君主统治，确立了绝对君主制，使得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。

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罗马的政治结构，也对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法律制度：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其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，经历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逐步发展过程。

《十二铜表法》：这是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，颁布于公元前450年左右。《十二铜表法》基本上是习惯法的汇编，内容涉及民事、刑事等多个方面，旨在规范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。这部法典虽然仍然维护了贵族的利益，但它明确了法律条文，限制了贵族随意解释法律的权力，因此被视为平民的胜利。

《查士丁尼民法大全》：这是罗马法的巅峰之作，由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编纂，包括《查士丁尼法典》、《查士丁尼法学总论》、《查士丁尼学说汇纂》和《查士丁尼新敕》四部分。《查士丁尼民法大全》系统总结了罗马法的全部内容，内容丰富、体系完善，对后世法律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
它不仅确立了许多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，如合同自由、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等，还为欧洲大陆法系奠定了基础。

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政制发展及法律制度，不仅展示了古代罗马文明的高度成就，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。罗马法的丰富内容和完整体系，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法律遗产之一，对全球法律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